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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来说，裙子之于女性是如此根深蒂固的象征，以至于脱掉或换掉裙子，几乎等同于摒弃传统女性角色。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解释道，“那些少数参与进具有攻击性、强调肌肉力量的传统男性运动的女性，她们的女性特质遭到否定”，她们“被贴上‘男性化’或‘畸形’的标签”（2000：2）。这部分是因为“裤子象征着男性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威”（McCrone，1988：221）。然而，男装的功能性对于某些活动，尤其是体育运动而言，又是不可或缺的，男性生活方式中的自由与特权同样也令人向往。但是，想要穿上任何被视为“理性”[1]的服装，例如灯笼裤这类分腿的服饰，则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它很可能招致非议与骚扰。
这类创新服装因其能高效利用有限资源，既时尚，又具有适应不同场合与条件的灵活性，而深受积极活动的女性们（active women）的欢迎（Jungnickel，2018）。她们得以在表面上维持得体的女性形象，同时在自己选择的时间与地点，尽情展现更为激进和多面的身份认同。这些独特的设计反映了女性想要超越其性别期望的解放性愿望。上世纪之交，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女性在就业、财产权、投票权以及公共空间的基本行动自由等方面，远未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如坎贝尔·华纳（Campbell Warner）所说：“正是体育运动将女性带出家门，参与到全新的活动中，使她们的角色不再囿于家室”，并且“改变了她们对自身的认知”（2006：5）。此外，恰恰因为新型运动以及运动休闲服装（active wear）被视为“纯属娱乐，人们也更少认为它们挑战与威胁到传统女性风格”（Gordon，2001：25）。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女性体育史的既有成果之上。尽管面临重重障碍且缺乏完整的历史记录，这些作品探讨了女性如何始终活跃于体育运动之中（Burman，2000；Warner，2006；Constanzo，2002；Gordon，2001、2007；Hargreaves，1994、2000；McCrone，1988；Osborne & Skillen，2010、2020；Parker，2010）。我通过一个独特的数据来源——1890 年至 1940 年间的历史服装专利——来探讨这一问题。我认为，专利数据揭示了个人（其中许多是非专业人士）如何试图从下到上，以及巧妙地从内到外来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分析将运动、竞技和运动休闲服装的概念融合起来，以反映专利文献中的措辞，以及当时女性参与有组织（但更多时候是非正式）体育活动的真实情况。尽管她们吸引了远超比例的社会与媒体关注，但她们几乎从未（即使存在，也相当罕见）获得过与男性同等的运动场馆、机会、观众、制服或奖金。尽管女子学院等封闭的场所中存在着更为激进的服装和更加剧烈的运动[2]，但本文选择关注女性在公共场合穿着的运动与运动休闲服装，因为它们受到不同规制的影响，并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抗争紧密相连。
我将公民身份研究引入这一领域，旨在探讨发明家们如何将新形式的运动与运动休闲服装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行动”，以寻常且普通的方式，来主张那些原本被拒绝的权利（Hildebrandt et al.，2019；Isin，2008、2019；Netz et al.，2019）。伊辛（Isin）和尼尔森（Neilson）解释道，“公民行动能够打破既有习俗，创造新的可能，主张权利，并施加义务”（2008：10）。正如伊辛所言：“过去二十年对公民身份的批判性研究使我们认识到，重要的不仅在于公民身份是一种法律地位，更在于它包含了塑造公民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和象征的实践”（2008：17）。通过提供一种抵抗支配性规范的途径，我考察了新型服装的发明家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另类的“公民塑造者”。在此，服装或许并非“以权行事”（doing things with right），而是被视为“以物行权”（doing rights with things）。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关注可转换（convertible）、多功能（multiple）和隐藏式（hidden）服装的发明，正是这些发明使得穿着者能够创造性地突破行动自由的障碍。我将追问：究竟谁能在公共场合（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展现“运动范儿”（be sporty and active）？创新服装（inventive clothing）如何帮助穿着者在公共空间中以全新的，甚至是打破常规的方式存在与活动？这些历史上的发明对于揭示当今女性和女孩（持续面临的）运动困境有何启示？总而言之，我想说，对这些专为女性设计或由女性亲自操刀的创新服装进行探究，有助于我们拨开传统（男性化）体育史的表面迷雾，洞悉其更深层的叙事。这些数据有可能颠覆我们对运动和活跃的身体（sport and active bodies）的既有认知，进而拓展我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运动及运动身份的想象。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反思过去，更关系到我们如何审视习以为常的当下，并构想以不同方式认可和鼓励积极活动（active）的生活方式的未来。
长久以来，公共场合中的体育表演都是社会价值观的鲜明象征。“观赏性体育能吸引大量观众和媒体的关注，并已成为政治家、运动员或其他公民表达政治理念的舞台”（Guschwan，2014：861）。在巴特沃斯（Butterworth）看来，“体育不仅是文化的镜像”，更在“意识形态层面发挥着生产和再生产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作用”（2005，112）。然而，尽管体育常被视为国族身份的普适符号，它所承载的英雄主义、力量、奉献、冒险以及战胜逆境等辉煌叙事，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男性化的色彩。从公元前 776 年仅限体格健全男性的古代奥运会，到如今的现代奥运会，体育领域从未实现真正的平等；尽管情况有所改观，但它仍未平等对待所有公民[3]。国际奥委会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曾极力主张，女性的体育运动“应被排除在奥运项目之外”，因其“不切实际、索然无味、姿态笨拙”且“有伤风化”（1912：713）。他认为，奥运会的创立是为了“庄严地定期颂扬男性体育精神”，而“女性的喝彩则是对他们的奖赏”（1912：713）。正如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所说：“从一开始，现代奥运会便具有制度化性别歧视的色彩，严重阻碍着女性的参与”，要挑战这种“强大的保守势力”，仍需付出艰巨的努力（1994：209 ）。
服装问题也一直如影随形。那些热衷于尝试新兴运动并勇于挑战现状的女性，“简直是无衣可穿”（Campbell Warner，2006）。传统服装，如长裙和衬裙，或许适合槌球这类文雅的活动，但却与自行车的运动机械或陡峭结冰的山路格格不入。如前所述，女性运动员在资源上本就匮乏，同时还要承受过度的社会关注。例如，利特尔（Little，2014）曾记述了一支澳大利亚板球队因服装违规而被逐出州级比赛的事件。她们没有穿长筒袜，也没有穿规定的白色制服。“值得玩味的是，”他写道，“尽管她们在那个赛季赢得了比赛，但关于这次驱逐的报道，竟是该球队唯一一次见诸报端”。大约在同一时期，李则描述了一些思想进步的英国女运动员所采取的“缓兵之计”。她们在比赛中策略性地穿着传统笨重的时装，而非更舒适得体的运动服，以此尽可能减少社会舆论的指摘。他写道：“显然，穿着裙装的运动员在比赛中会受到束缚，但对女性而言，仪表远比成绩更为重要”（Lee，2007）。
时至今日，热爱运动与积极活动（sporting and active）的女性和女孩们仍面临着类似的张力。正如奥斯本和斯基伦在其《历史中的体育》（Sports in History）特刊中所言，“世事变换，但事事依旧”（Osborne & Skillen，2020）。尽管这种现象在世界级体育盛事中尤为突出[4]，体育中的不平等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并展现在日常生活中。各类体育团体和慈善机构的报告均显示，女性和女孩在公共空间中，不仅在活动方式和地点上，更在着装方面，持续受到远超常理的限制、审视和骚扰[5]。这对体育活动的参与率造成了持续的负面影响。英格兰体育委员会（Sport England）2022 年的研究《为青春期女孩重塑体育》（Reframing Sport for Teenage Girls）发现，在英国，随着年龄增长，远多于男孩数量的女孩不再认为自己“擅长运动”（sporty），其中有许多人将自己排除在这种本不必要的二元身份之外。她们面临的障碍包括“缺乏归属感”、不喜欢“被人注视”以及“感觉被评判”。该报告的一项核心发现是需要“拓展‘运动范儿’的既有形象”。尽管传统意义上的体育更偏向于正式、有组织和规则化的竞赛（且历史上更具男性色彩），但人们日益认识到更非正式的日常锻炼的价值。因此，除了需要承认更多元的体育形式和“运动的”（sporty）身体，并“正视既有现实”之外，更需拓宽体育运动及运动休闲服装的获取渠道，提升其社会认可度。
新型服装，尤其是那些为在公共场合活动的身体而设计的服装，长期以来都是社会政治博弈的焦点。在公共场合挑战广为接受的性别规范，无疑会触动许多人的神经。正如麦克罗恩所言，“体育运动令人困惑地具有模糊性，因为它恰好站在男性与女性的边界之上”（McCrone，1988）。创意服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角，去审视那些热爱运动与积极活动的女性所面临的特殊挑战。由于她们鲜有机会获得自上而下的专业资源供给，我们反而观察到了创新实践，以及一系列独特的运动的（sport）与积极的（active）身份认同，它们自下而上地涌现，并且，如接下来的数据所示，从内而外地生长。通过对空间和行动自由提出独特的主张，本文旨在论证，这些服装的穿着者利用富有创意的运动与休闲服装，将自身“塑造为公民，或者更确切地说，塑造为那些理应享有‘拥有权利之权利’的人”（Isin，2008）。
本文源于欧洲研究理事会（ERC）资助的“专利政治”（Politics of Patents，POP）项目，该项目旨在探索 1820 年至 2020 年间长达 200 年的服装发明史。[6]项目的大部分数据来源于欧洲专利局，该局拥有全球超过 1.2 亿份可公开获取的专利文献。[7]专利文献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详细记录了发明人及其生平，他/她们所关注的问题，以及图文形式的解决方案。[8]我的分析聚焦于 1890 年至 1940 年间全球范围内女性运动与休闲服装专利。这 50 年被康斯坦佐（Constanzo，2002）称为西方世界中体育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社会、技术和政治深刻变革的时期。世界大战给人们的观念和资源利用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席卷工业化世界的自行车热潮引领了体育兴趣的日益高涨，加之社会对女性参与锻炼益处的逐步认可，以及专利申请的繁荣，种种因素交织下，以往壁垒森严的系统向非专业人士敞开。[9]
本次分析的子数据集包含了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新西兰、北美和瑞士的发明人所申请的 200 项服装专利。初步检索使用了国际专利分类（IPC）编码 A41，即“可穿戴服装”。[10]然而，该分类法在研究女性运动与休闲服装方面仅部分有效，这一事实本身便颇具启发性。相较之下，在档案中查找男性运动服装专利则更为直接。通过“板球”“足球”“棒球”等标准关键词进行检索，便能获得数百条结果。有趣的是，除了易于查找之外，这些专利的意图也极为单一，发明人往往专注于设计上的细微改进，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穿着者或提升运动表现。由于一个特定的身体形象——主要是精瘦、强壮的男性——始终占据着体育运动的中心位置，男性运动服装鲜有短缺，因此其设计上的革新往往是渐进式的。[11]
然而，在这一时期，女性运动与休闲服装的状况则更为复杂、多面且出人意料。由于在这 50 年间，她们鲜少成为运动服装制造商的目标客户，也几乎得不到统一的运动制服，因此她们不得不借用或改造男装，或者干脆不穿，再或者，正如我接下来将要展示的，她们选择亲手发明。并且，由于她们必须在公共空间中巧妙规避社会政治的种种限制，这些发明往往具备多种功能，且常常被巧妙地隐藏起来，其种类也异常丰富。该数据集囊括了适用于划船、露营、骑行、飞行、园艺、体操、徒步、骑马、高尔夫、登山、滑冰、游泳、雪橇、散步等多种活动的服装，其形式涵盖了裙子、衬衫、灯笼裤、马裤（breeches）、长裤、夹克、马术裤（jodhpurs）、罩衫（overall）、外套、斗篷以及披风等。正因为这些服装具有可转换、多功能和隐藏式的特点，所以毫不意外，它们在史料中更难寻觅。
要识别并构建一个关于女性运动与休闲服装发明的数据集，本身就需要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方法。通过 IPC 分类进行检索仅部分有效，因为各国在本世纪的不同时期才陆续采用这一全球统一的分类系统。当专利的标题和摘要完整且包含相关关键词时，关键词检索确实能发挥作用。然而，由于这些服装往往具有多种用途，其专利标题常常不那么直接明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女飞行家伊迪丝·福尔茨（Edith Foltz）在 1937 年申请的一项集裙子、马裤和衬衫于一体的可转换服装专利，其标题却含糊地命名为“裙子”（Skirt）。许多类似的出色发明，都是在对更庞大的数据集进行清理、翻译和整理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的。[12]接下来的分析将聚焦于五个专利，每十年选取一个，以凸显热爱运动与积极活动的女性所持续面临的困境。为了深化专利研究所得出的见解，我们还对相关的生平数据、期刊和报纸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资料来源包括英国报纸档案馆、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哈蒂信托（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古登堡计划电子书、纽约公共图书馆以及史密森尼学会（The Smithsonian）等。
所谓“转换”就是要“改变（某物的）形式、特征或功能”，以及“使其偏离原初或既定用途”。[14]数据集中大部分发明都提供了不止一种服装款式或穿着方式。本节所列举的实例，不仅成功地偏离（divert）了单一用途，更实现了向（至少）两种截然不同可能性的转化。来自纽约的设计师科拉莉·托马（Corallie Thoma）于1919 年在美国为其“可转换裙裤”申请了专利，并于 1920 年在加拿大再次申请（图二）。她的专利图纸清晰地展示了一条看似平平无奇的 A 字及膝裙，如何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件截然不同的服装——一条马裤。尽管这条马裤的外观酷似骑马时穿着的马术裤（jodhpurs），但托马特别指出，其窄腰设计和膝部合体的纽扣凸显出臀部部分如“军装般宽松的效果”，而这种风格正是当时美国和欧洲男性军人制服的象征。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刚刚结束，这一设计选择显得尤为耐人寻味。彼时，那些因男性奔赴战场而在工作场所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的女性，正面临着被排挤并被期望重返家庭生活的境地。托马的设计巧妙地借用了象征男性自由与政治权力的物质符号，同时又保留了社会公认的女性服装款式。
另一项与马裤相关的发明则与早期航空服饰有关。上世纪之交，航空热潮席卷全球。女孩和妇女们尤其“被人类终于能够飞翔这一事实所带来的自由和无限可能性深深吸引”（VanWagenen Keil，1979：15）。然而，正如自行车和汽车一样，飞机也被视为男性专属的技术，女性若想在天空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报纸或许会大肆宣扬女性翱翔蓝天的戏剧性、刺激性和危险性，但在服装方面，却将她们牢牢地束缚在地面。舒尔茨曾提及比利时女飞行家海伦·杜特里厄（Hélène Dutrieu），据报道她“飞行时不穿紧身胸衣，这在 20 世纪初被视为不道德、轻率和‘放荡’的行为”（Schultz，2019）。地面上的批评者言辞之激烈，以至于一些女飞行员被迫在极其有限的行李空间内携带适合在目的地穿着的晚礼服。有些人甚至设法在飞行途中换装，以便在抵达时能以符合社会规范的女性形象示人。可以说，“日常生活中那些限制性、包裹性强且笨重的服装，实实在在地横亘在她们与她们的抱负之间”（Burman，2000：307）。
在这种压力之下，或许不足为奇，女飞行员的成就常常被她们的着装所掩盖。布莱克在提及艾米·约翰逊（Amy Johnson）——首位完成从英国到澳大利亚单人飞行的女性——时写道，在她长达五个半星期的澳大利亚之行中，她的“外表和服装不断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Black，2009：57）。由于女性的传统服装中根本没有合适的飞行服，她们不得不经常临时改造或借用男装。“即便是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在 1920 年学习飞行期间，也穿着男式飞行服，这不仅因为在多风的驾驶舱中这种服装更为实用，也因为这能让她在飞行场上不那么引人注目”（VanWagenen Keil，1979：54）。然而，这些越轨实践所带来的持久污名，迫使许多女性不得不用更具女性气质的举止来抵消穿着男装的影响。据说，埃尔哈特“特意将头发留得足够长，以免显得‘古怪’”（同上：57）。随着不满情绪的日益滋长，一些女飞行员开始亲手制作自己的飞行服。例如，哈里特·奎因比（Harriet Quimby）的“那套紫红色的缎面飞行服，配有兜帽、灯笼裤和绑腿，所有部件均由同种面料制成”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同上：10）。1911年，她描述了当时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通过可转换设计来解决这一问题：
福尔茨巧妙地利用了她的性别和职业在媒体及社会上引发的广泛关注，来推广这项发明。与四十年前的诺布尔服装一样，它也获得了相当多讨论。《盐湖城论坛报》同样将福尔茨的发明称为“三合一”服装，并称其“仅需数秒即可变换形态，既可作日常街头装束，也可作为运动套装或飞行员服”。这款后来被人们称为“Foltzup”的服装，在波特兰的迈耶与弗兰克有限公司（Meier & Frank Ltd）发售，这是太平洋西北地区（美国西北部和加拿大西南部）历史最悠久、声名最显赫的零售连锁店之一。报纸和期刊上整版刊登的广告，鼓励着购物者“务必前来一睹新款‘Foltzup’套装的风采”，并领略其可转换的魅力：“一套为积极运动而生的街头服装，随心所欲，任您选择！”广告还暗示这款服装甚至适用于女性可能从事的更多体育活动，例如“徒步、钓鱼、狩猎或露营”。
积极活动不只是在家中进行体育锻炼。旅行的机会也为中上阶层的女性提供了一种受欢迎的慰藉，使她们得以暂时摆脱令人厌烦的社会束缚。然而，即使是那些享有更男性化行动自由的女性，依然受到服装限制的困扰，而这些限制更难以摆脱。全新的地理和社会自由并不总是转化为穿着上的解放，“因为女性在外行动时，仿佛被迫把‘家’带在身上”（Cresswell，1999）。有些地方对女性身体的限制相对宽松，旅行者们因此常常感叹，回到英国后不得不重新遵循更为传统的习俗。《理性服装公报》（The Rational Dress Gazette）的一位撰稿人曾评论道：“法国社会对女性的理性骑行服装所表现出的宽容，与英国社会的不宽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在新世纪，旅行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变得更加普及，但某些障碍却基本上未曾改变。服装鲜明地体现了女性旅行者所深切感受到的种种张力。它依然在意识形态和物质层面上提醒着“女性的权利、责任与局限”，并且“在决定其行为、使其适应既有束缚方面，扮演着一种无处不在、有时甚至堪称阴险狡猾的角色”（McCrone，1988）。许多女性在对自由的渴望与不成比例地压在她们肩上的责任之间苦苦挣扎。伯克特在论及英国旅行家、作家兼考古学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1868-1926）时解释道：“她渴望被社会接纳，她也强烈地需要打破一切可接受行为的界限，这些就形成了一种尴尬的组合。”（Birkett，1989：28）
围绕体育和公民身份的历史书写记载了女性如何运用各种策略、工具和材料，为自己争取空间，或者更常见的是，强行进入公共领域。舒尔茨写到多种形式的“身体力行的行动主义”（physical activism），这些行动“不仅让女性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对政治共同体提出象征性的要求，将集会和权利等民主技术，与她们被剥夺完整公民身份这一矛盾现实巧妙地交织在一起”（Schultz，2010）。尽管多功能和可转换服装不那么引人注目——这正是其设计初衷——但它们至少为穿着者提供了一种想象，甚至是一种物理性的现实：以全新方式存在于世，栖居在空间之中，以不同的方式活动，主张那些因传统性别行为规范而被剥夺或变得难以实现的权利和可能性。这些服装也展示了女性卓越的运动能力，“进一步揭穿了那个曾被用来反对赋予她们选举权（enfranchisement）的女性天生脆弱（female frailty）的神线）。
目前尚未发现罗斯勒的发明走出档案、投入生产并真正穿在运动女性身上的证据。然而，正如诺布尔的发明在国际媒体上所引发的广泛关注那样，这些设计显然迎合了那些急于摆脱行动自由束缚的女性的需求。伯克特所说不错，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最初是通过写作、绘画和诗歌来构想自己逃离社会、开创全新生活方式的。凭借这些创造性的行为，她们“创造了一个具体的、作为旅行者的自己，这使得她们日后能够跨出窗棂，越过花园的藩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Birkett，1989）。像这些服装专利这样的发明，其尺度看似细微，然而，无论它们最终是否被制造和穿着，它们都蕴含着以多种方式存在、穿行与体验世界的创造性潜力。正如内茨等人（Netz et al.，2019）提醒我们的那样，关注“那些并非处于聚光灯下，但仍能孕育潜在变革的行动者和领域”同样至关重要。
数据集中所有的发明都巧妙地运用了隐藏元素，以实现其多功能和可转换的效果。诸如纽扣、扣眼、拉链、绳索、缎带、袢圈、束带、钩扣以及细微的额外布料层次等看似平凡的部件，通过独特的组合方式或在不寻常的位置进行组装，便能将一件服装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塞西尔·哈里森（Cecile Harrison）于 1914 年申请的“关于分体裙或类似服装的改进”专利便是一个典型范例（图五）。哈里森是一位居住在西伦敦哈默史密斯比顿路 20-22 号的女装裁缝。她那谦逊的专利名称下掩藏着发明的雄心。哈里森解释说，这款服装“相较于其他裙子具有显著优势”，这源于她“对运动或游戏的特殊适应性”。她显然酷爱运动，因为她声称设计了一款能够“为跨骑或侧骑马、骑自行车、划船、撑篙、登山、滑冰、打高尔夫球或从事任何体育比赛或体育锻炼提供非凡活动自由度”的服装。它所需的布料并不比同类型的其他分腿（bifurcated）服装更多，重量也相差无几，且从外观上看并无任何不同。她解释称，这款服装的新颖性都藏在其内部：“它外观完美整洁，与剪裁得体的普通步行裙、日常外出服或室内穿着的裙子极为相似，不会被察觉是一件‘分体’（divided）服装。”
希尔德布兰特等人认为，“在主张、实施或预设一项尚未获得法律机制保障的权利时，展演公民身份并如公民一般行事，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假戏真做，直至成功’的维度”（Hildebrandt et al.，2019：5）。整个二十世纪，许多女性都曾试图通过服装来逃避她们备受束缚的生活，或者至少隐藏她们的真实意图。关于女性拥抱男装及其所附带特权的记载不胜枚举。例如，苏格兰作家、女权主义者及服装改革家弗洛伦斯·迪克西夫人（Lady Florence Dixie）便主张，进入男性领域对于女性解放（emancipation）至关重要：“女性，作为女性，可以写作和演讲，但这毫无裨益，除非她们能进入男性的活动范围，分享他们的机遇，进入议会，并证明自己具备统治的能力……让她们乔装打扮吧！”（Newcastle Weekly Courant，1893：6）。哈伯顿夫人（Lady Harberton）甚至更进一步，建议女性“应该身着男装，从而通过计谋进入下议院”（Pembroke County Guardian，1907：3）。肖普兰在论述异装史时指出，我们真正了解的，往往只是那些失败并被识破的人；虽然他/她们“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他/她们如何规避社会限制的广泛记录……但这不禁引人深思：究竟还有多少人从未被识破？”（Shopland，2021）。与此类似，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切知晓，究竟有多少女性曾制作并穿着过那些不那么显眼却具有创造性的运动休闲服装。倘若人们对可转换、多功能和隐藏式设计有更多的了解，女性体育史的面貌或许会截然不同。
口袋是另一种充满实用价值和隐蔽潜能的物质装置，在数百年间激发了无数的创新巧思。[15]本数据集中许多发明家都认识到口袋对于积极活动的女性的重要性。口袋解放了双手，使她们能够操控自行车、挥动高尔夫球杆、紧握马缰，同时还能携带个人物品。从更具政治意义的层面来看，在那个女性自身常被视为他人财产的时代，口袋帮助女性拥有并保管自己的财物。一些发明家对口袋的用途、位置和容量有着非常具体的规定。哈里森便强调，应在裙子的前部或侧面设置“一个或多个具有常规或特殊容量的口袋”。这些口袋的尺寸暗示了穿着者长时间独立行动的可能性。托马则在她位于裙子前部的两个口袋上运用了更为隐蔽的设计，它们巧妙地隐藏了核心的可转换技术。一个纽扣和扣眼被不同寻常地设置在了口袋内部。当它们与后挡布上相应的纽扣/扣眼相连接时，便构成了马裤的臀部。服装内部另外二十个固定装置则最终完成了向裤装的转换。若非事先知晓这些装置的奥秘，其真实用途将始终不为人所知。[16]
哈里森的发明中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精妙之处。她提出，她的可转换裙不仅适用于女士，也同样适用于“女仆和儿童”，从而顾及了其他通常被忽视的社会群体的服装需求。她还详细描述了两个侧门襟（即臀部的纽扣开口）的运用，这一设计将腰带分成了两部分。她设计的并非额外的口袋，而是一种便于穿脱的装置。这种独特的连接方式使得“后片可以方便地放下，而不会影响到腰部的前片”。哈里森敏锐地察觉到女性在离家外出时，需要体面且便捷地解决如厕问题。找不到合适的厕所或无法轻松解衣，曾将女性“束缚”于家中。因此，这一隐藏的功能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公民“行动”。正如怀斯曼所述：“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使用厕所的经历……都极大地反映了我们的身体如何被感知，以及我们的公民身份如何被想象”（Wiseman，2019）。
尽管世事变迁，女孩和妇女在公共场合要展现“运动范儿”并积极活动，依然困难重重。近期的报告揭示，由于多种原因，包括自我意识、性骚扰、装备不合身以及缺乏合适服装等，她们的体育参与率仍然偏低。对于当今的女孩和妇女而言，塑造“运动型”的身份认同似乎与一个世纪前同样具有挑战性。而这种身份认同中不必要的二元对立，既根深蒂固，又问题重重。这些发明故事表明，她们不应被局限于单一的身份认同，也不必被迫接受那些将她们排除在外的规范性形象。制作和穿着那些提供可转换、多功能或隐藏式选项的服装，有助于拓宽所有公民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重新发掘这些发明家及其非凡创造的遗产，很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富创造性的视角，去思考当今公共空间中积极活动的身体的无限潜能。
